摘要：到了最近几年，平均不到四个月就换手一次。 ...

理财师李冬梅算了一笔账：以留学美国每年5万美元学费为例，8年前需要拿出41.4万元人民币，现在则只要30.4万元人民币，整整少了10万元。

通过国企的出售或重组不仅可以降低企业部门的总债务，还可以降低政府债务，通过制造业的收购兼并、服务业的放开均可以提高效率，提高经济增长潜力。因为在过去10多年来房价持续上涨、股价不断下跌的过程中，行政之手都不曾放弃调控，却始终未见效果。

当经济增速减慢时，很多棋子的走向都会发生变化，所谓的兵败如山倒就是这个意思。2009年至今，住户部门的债务占名义GDP比重大约累计增长了80%左右，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占名义GDP比重原本就较大，如今已经超过120%，远超欧美企业。即2013年的到期信托金额大约对应2011年二季度至2012年一季度发行量（3.5万亿），2014年的到期信托大约对应2012年二季度到2013年一季度的发行量（5.3万亿）。如今，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已经大幅下降，占GDP比重只有3%左右，这也意味着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趋势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银行的现行体制又决定了它们会给予这类企业和地方政府更多的资金支持，从而导致金融资产的错配。

  金融开放度提升或将增多危机触发点 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下的开放，应该是中国外汇体制改革的大势所趋，按央行的目标，应该在今后3-5年内完成。尤其对于使用高杠杆的债务人而言，其承受资产价格异常波动的能力就更弱了。由于余额宝可以随时撤钱，管理方需要即时流动性，而货币市场基金产品都有固定期限。

泡沫的好处是让社会资金大量集中于新鲜业态，使其得到廉价资本的充分支持并在短期内得以快速发展，坏处是让其中许多投资者血本无归，空空热闹一场。比如，从山西平遥到长沙，距离大概1700公里，在没有飞机、公路和铁路的时候，为了把银子从平遥运到长沙，如果是骑马运输一天跑150公里，大概要花11天时间。余额宝账户的钱是"实时期限"投资，因为客户可以随时撤出资金、返回支付宝，而余额宝基金所投的货币市场基金产品的期限不是即时的，而是有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才到期，所以，资产与负债头寸间的期限严重错配，隐含利率风险。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过去两千年历史中清朝的税负最低。

大家可以想象，欧亚之间的商船班次这么少，跨国贸易能有多少？不可能太多。要到1917年纽约证交所才正式成立，进一步将股票交易带上正轨。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互联网对金融的影响。特别是许多理财产品都有锁定期，提前退出的难度较大，所以，投资头寸的流动性会很差。从前，国内的交易范围如此窄，跨越国界的交易就更少了。而与此相对应的是，那些理财产品的收益率非常高。

而从平遥到广州是2400公里，按照一天150公里的速度，大概要花16天才能把东西运到广州。因为犯不着派官员去--本来交易面、交易人数就几十人、几百人，当然不需要官员指手划脚，官员能带来的坏处会大大超过好处。说到受众多和金融危机，这就让我们回到监管的话题，互联网带来的渠道革命增加了对监管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在大家都愿意跟老牌金融公司交易之后，要建立新的金融品牌很难。

很难想象，在一个存在严重诚信危机的中国社会里，基于抽象机器的互联网金融能够让人们放心到不再要传统银行、不再要传统金融机构的面对面交往。而互联网金融公司尽管没有农行和工行那么多网点，但只要人们能够用手机上网，就能参与互联网金融交易，成为客户。

这也是为什么金融业的品牌比一般商品的品牌更加重要、更加不可替代。未来做得最好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可以渗透到连农行、工行都渗透不到的地方，客户量甚至可以超过工行、农行。

股票还是股票，基金还是基金，债权还是债权，期货、期权、信托等其金融产品结构与性质不会因互联网渠道而发生改变。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金融交易的范围、人数、金额和环境，但没有改变金融交易的本质。这些影响包含的方面太多，没法一一谈到，其中一个影响是证券投资换手率。在现代化之前，尤其在铁路、公路、航空运输之前，当然没有电子通讯技术，商品市场、金融市场的交易范围也就不会太广，参与人数也不会太多。在监管经济学里，一般哲学是：如果金融交易或其他交易涉及到的人数和地理范围非常有限，那么，政府就不应该监管。金融也是如此，互联网金融交易的还是金融契约，不管其发行、交易和交割是在线上还是线下。

今天我们可能会说，那时候的中国太落后了。因此，在没有快速交通工具、没有现代通信手段的时候，金融交易、商品交易的范围很有限，参与交易的人数不会多，交易的金额不会大。

其实，我们不用做这种指责，因为那时候的金融范围很窄、参与交易的人数很少、交易金额那么小，即使一个地方的金融交易出现问题，也伤害不了全社会，引发不了社会危机，所以，那时候犯不着有主管金融的政府机构，清朝政府用不着做宏观经济调控。首先，互联网使金融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这主要表现在信息成本降低、信息量大增、在网上和手机上就能处理许多金融交易（而不是亲自跑银行、基金公司柜台或券商柜台）。

当单个金融机构的行为可以这么快地把全球经济拖下水，金融监管的必要性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高了。1970年时，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股票大概平均每五年换手一次，平均持有五年后才卖掉。

随着参与交易人数的增加，监管的必要性也因此增加。的确，互联网使银行物理网点的价值大大下降，所以，商业不能再一味地追求网点数量，而是要慢慢减少，但是，银行不能没有网点，因为金融交易的本质是信用、是信任，而在出现问题、需要服务的时候，金融客户是否能去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网点得到服务，在相当程度上会决定客户能否放心、能否对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信得过。  （作者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交易量的猛增、换手率的猛涨，使金融系统性风险大为增加。

从1601到1700年的那一百年里，欧洲跟亚洲的商业往来增加了很多，但一百年里也只有3161只商船发往亚洲，平均一年有31.61次商船发往亚洲。1980年代末我在耶鲁大学读博士期间，纽约证交所一天如果有两亿股成交，就算交易量非常大的一天了，会成为新闻。

尤其是只要出现一次银行挤兑或金融机构破产，人们就能认识到"出问题时有地方去找人解决问题"的价值。到了1980年代末期，大概是每两年换手一次。

在美国，除了看金融产品的收益回报外，投资者都会看一下不同金融产品的风险。当然，这并不妨碍今天有一些短期发展机会。

  余额宝跟银行类似 余额宝跟传统银行有区别吗？它让客户把支付宝账户上暂时不用的钱移到余额宝账户，然后由阿里金融和它雇用的第三方基金管理公司通过投资债券和理财产品，向余额宝客户提供固定收益回报。即使大家都很熟悉的山西票号，其在中国经济与社会中的实际渗透广度和深度远没有一些历史书里说的那么高，原来的票号和钱庄虽然对当时经济和社会的贡献很大，但它们还不是经济的主流，跟金融在现今社会中的地位无法相比。笔者从事过对冲基金十几年，其中接触过数百个潜在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感受最深的是人们对资金安全的担心、对保底的热衷，而且面对面接触几次也不见得改变局面。余额宝的交易安排当然简单，也吸引了大量客户，资金量一下子超过两千亿，成为2013年的热门故事。

正因为是这样，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客户量可以非常大，具备超越农行、工行的潜力。于是，2013年12月初，一些投资者从上海、重庆、天津跑到北京金融街游行维权。

一旦余额宝有风吹草动、发生挤兑，可能引发的恐慌会因为其客户数量众多而远超最近中金嘉钰引发的后果。如果任何互联网公司都推出"余额宝"或其他产品，这些互联网金融公司的信用靠什么保障？违约后怎么处理？资本金应该有哪些要求？是否该要求经营方按资金比例拨备？另一方面，如果互联网金融公司没有自己的资本参与每个投资项目，互联网金融公司是否有足够激励去挑选好每一个投资品种？美国次贷危机中反映出来的次级住房按揭贷款问题表明，当金融经营方没有自有资金跟客户资金"同甘共苦"时，经营方的激励会出现扭曲，对所投项目的信用风险和其他不一定那么审慎。

那么，客观讲，互联网金融公司是否真的会超越传统的老牌银行，使后者消失呢？以笔者对金融和人性的理解，答案是否定的。就以欧洲跟亚洲的往来作为例子，按历史学家的估算，整个16世纪的一百年间，即从1501年一直到1600年，从欧洲各地发往亚洲的商船总数为770次。